10月10日，双十节。
一大早，蒋介石就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，庆祝中华民国国庆。
蒋介石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非好战之国，是日本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头上。开战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，日本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。日本虽然经济发达，国力强盛，但是人口有限，战争潜力有限，长期下去，日本国必然战败，最近一段时间的随枣会战胜利、长沙会战胜利、苏鲁战区鲁南大捷就是明证。特别是昨日夜里的鲁南大捷，我苏鲁战区部队将士用命，全歼日军重建的第十师团主力，给中华民国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，也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。
蒋介石可能也是受连战连捷的鼓舞，坚定了抗战信心，讲话显得有点意气风发，似乎又回到了率军北伐时候，通篇都是鼓舞国人坚持抗战的决心。
从广播电台回到官邸后，蒋介石召见了从山东乘飞机回到重庆的沈鸿烈。
沈鸿烈回到重庆后，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即时召见，心里有点怅然若失。这一接到委员长接见的通知，沈鸿烈好好准备了一下，早早就来到官邸等候。
这个时候，蒋介石官邸已经从储奇门的委员长行营搬到了曾家岩的德安里101号，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在院内办公。
蒋介石在重庆共有5处官邸，早期的储奇门委员长行营，德安里101号，重庆南山镇黄山云岫别墅，小泉校长官邸，沙坪坝区歌乐山上的林园1号楼。其中在重庆市区的就是德安里101号了。
德安里101号在国民党重庆陪都各军事机关名册上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。
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室发端于蒋介石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候的办公厅，当时编制仅有随从秘书、侍从副官、侍卫官等寥寥数人，掌管起草文件、翻译电报、誊缮书信及处理机密文件，并负责官邸及蒋的人身安全。到1926年北伐战争时，蒋介石又增加了侍从参谋一职，随他赴战场指挥作战。不过，这个时候的办公厅还不是侍从室，因为人数少，而且也没有列入党政军正规编制，只是蒋介石个人的服务机构。
侍从室真正建立是在“一二八事变”后。
1932年3月，国民政府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，蒋介石出任委员长。4月，蒋介石按照自己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在汉口设立鄂豫皖剿共指挥部，破格任命杨永泰担任鄂豫皖剿共指挥部秘书长。
杨永泰是蒋介石的首席谋士，是一个对蒋介石异常忠心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。到了1933年2月，蒋介石设立南昌行营，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军事行动，杨永泰就向蒋介石建议，把经常随蒋介石行动的参谋人员和侍从秘书、副官以及侍卫等组成侍从室，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。当时，侍从室机构仅为一个室四个组，林蔚任侍从室主任，所辖四组。其中第一组是警卫组，由军委会特务团团长王世和兼任组长，楼景樾任侍卫长，下设侍卫官与特务员；第二组是秘书组，毛庆祥为组长；第三组是调查记录组，由邓文仪出掌；第四组是总务组，陈希曾任组长。此外，附设侍从参谋三人，为蒋献策。1935年1月，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，侍从室组织改设两处五个组。蒋介石以贺国光为侍从室主任，第一、二处主任则由晏道刚、陈布雷担任。
发展到此时，侍从室已成独立编制，内部结构叠床架屋，分为三处十组，作用有点象清朝的“军机处”，成了蒋介石身边参与绝密决策、秉承他意志办事的最高级的幕僚机构。其中，侍一处主军事，下辖侍一、二、三组，现任主任是从湖南省主席位置上下来的张治中，现任第一组组长莫我若、第二组组长邵存诚、第三组主要负责蒋介石的安全警卫，由侍卫长王世和兼任组长。侍二处，主党政，亦可称作秘书处，主任是“文胆”陈布雷，下辖侍四、五、六组。第四组组长陈方，第五组组长李惟果，第六组是最近才成立的，是专门负责情报检查的，组长是唐纵。侍三处也是刚刚成立，还处于保密阶段，尚未对外公布。这个处是陈果夫建议设立的，主要负责党政，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，凡是关于送由总裁签阅批示的党务文件，均由侍从室第三处签注后转呈处理。侍三处是陈果夫建议设立的，主任自然是陈果夫了。该处下辖四个组，依序编为第七、八、九、十组，另设一个联络组。三处内排序第一的侍七组是侍三处最核心的部门，主管人事调查工作，首任组长淮孟九，副组长侯鼎钊、左曙萍。
这个时候，尚未建立侍卫长室，侍卫长王世和的主要办事机构是一处的第三组，不过王世和对进入三组的人挑选非常严格，条件有三:一、仪表端正，体格强健；二、绝对忠诚可靠；三、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。挑选后，首选列入侍卫组，做侍卫官。其次为警务组，组员约15至20人。侍卫官在蒋办公室门口站哨，警务组员则在外围。蒋外出时，他们都随车。第三层次是内卫股，约一个班人，服装、待遇与侍卫组、警务组一样，只不过编制不是军官，是军士，蒋外出时也随车，除佩左轮手枪外，还带轻武器。
沈鸿烈在德安里101号等候召见的时候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他不知道蒋介石会怎么看待他通电辞职一事。
还不错，蒋介石的态度很好，撇着宁波腔，先是对沈鸿烈表示了慰问，然后就询问山东战事的实际情况